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标杆区域浙江省承压日重，温州等“重灾区”更被纠缠于资金链和担保链“两链”之中，难以自拔。

　　有分析人士指出，主要原因还在自身——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此为影响叠加之患。

　　最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路穿行杭州、宁波、温州、绍兴、萧山、建德、奉化诸地，明察暗访30多家企业及银行、20多位政府官员。对照记者调查和官方数据可以得知，风险圈已从温州蔓延至绍兴、萧山等多地，受“两链”波及的企业大幅增加，许多银行分支机构的真实不良率远超警戒线。

　　与此同时，“去浙江化”、“去制造业化”和“去实体化”的迹象日趋明显，浙江的焦虑，从金融已扩散至整体经济层面。

　　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是中央要求必须守住的底线。政银企三方协调，或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难扭转根本。互联网金融的愿景看上去很美，但借此重构浙江经济，前景难言乐观。有专家指出，“新金融目前还不可能重构浙江经济，夯实产业基础、加速企业转型才是关键。毕竟实体兴才能国家兴。”

　　面对风险，一直走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前列的浙江，将展现怎样的改革勇气和智慧，迈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性一步？

　　狼真的来了？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聂欧

　　受资金链、担保链“两链”波及的企业大幅增加，“去浙江化”、“去制造业化”和“去实体化”的迹象逐步明显。

　　清晨的西子湖畔，老人晨练，游人信步，水光潋滟，山色安然。但一片祥和之下，却涌动着改革30多年来少有的区域性经济风险因子。

　　2013年下半年以来，风险圈从温州蔓延至绍兴、萧山诸地，受资金链、担保链“两链”波及的企业大幅增加。

　　有官员透露，房地产企业拖垮了大多数担保圈。在不久前曾曝出“兴润置业公司崩盘牵扯24亿元贷款”的奉化，记者看到房地产一片萧条，绿城玫瑰园等高档小区全面停工，大片工地空无一人；杭州萧山区，近一年内更是大量出险，当地企业家说“90%以上企业存在担保链”。

　　同时，以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的浙江经济，“去浙江化”、“去制造业化”和“去实体化”的空心迹象逐步明显，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落至全国25名之后。

　　“某种程度上，中国已出现区域性风险。”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微博]说，3年前的温州就是当下的浙江，区域性风险底线或难守住。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喊了5年“狼来了”，此次是否成谶？

　　熄火之忧的“火炬企业”

　　数周前，汪金芳参加了杭州萧山区政府专门为他组织的协调会，10家贷款银行集聚一堂解决问题，他却抑制不住对银行抽贷和起诉表示“太失望”，双方火药味十足。

　　“制造业企业非一般的困难，只要能甩掉负债，95%的企业主都宁愿倾家荡产、洗手不干。”汪金芳经营浙江肯莱特传动工业有限公司近30年，如今起誓下辈子再不碰实业。

　　汪是当地有名的发明家，研发过南极科考水陆雪地车专用传动带，还研发出一种用于石油开采的复合型传动带，获得过上百个国际国内专利，产品节电率高达19.5%。

　　但这一国家火炬计划企业，已4个月发不出工资，账上日均流水不过三五万元，800多万元的年毛利润不足以支付每年1500多万元的贷款利息。

　　“靠着每天几万元进账来坚持买原料维持生产，不然银行就蜂拥抽贷，彻底死掉。”汪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危机初显于2012年1月，当时某银行2800万元贷款落地，但却以承兑汇票给出，让汪自己去黑市上再掏11%的成本贴现，给上千名员工发工资过年。为这2800万元，汪先后付出高达590多万元融资成本。

　　2012年3月，没有一分民间借贷的他，不幸被牵连进萧山另一知名企业的担保圈，“我是这家企业的第5圈，承担4500万元担保责任”。

　　就是这个“第5圈”加上扩产困难，让肯莱特不但再没得到新增贷款，还被10家银行陆续抽贷。

　　“偶尔信号不好打不通我手机，各银行立马奔走相告，怕我跑路。”他无奈笑言，“几分钟后就不约而同地数个电话进来，要求我用办公室座机回复，祥林嫂般地一家家解释。”

　　眼下，汪已将总价值近亿元的两处厂房和个人住房全部抵押，但各家银行又提出诉讼要求查封，他终于有些失控了。前述协调会上，他恳请银行不要封厂，称自己会正常运转并确保员工工资和税收，“但若年底新技术推广不开，我就彻底完了。”

　　萧山区工商联副主席、化解企业风险办公室主任朱如江坦言，汪的情况非常典型，相当一部分企业都在饱尝银行早期抽贷之痛，“尽管现在抽贷少了，但银企僵局却多了”。

　　浙江省高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浙江法院系统2013年处理类似的经济案件逾12万件，占全国15%左右。

　　“抽血型”融资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2014年以来，浙江民间借贷逐步收敛，但融资成本并未根本改善，部分企业融资反而更难、更贵。

　　杭州卫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洪铁钢表示，企业融资成本分成四块：一是国有大银行贷款利率约8%，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利率约10%；二是银行“以贷拉存”时，企业100万元贷款通常需到黑市购买50万～100万元存款，利息约5%；三是银行限于信贷额度管控，通常给小微企业开具承兑汇票来替代贷款，而黑市贴现成本通常不低于6%，春节、季末等流动性趋紧时则高达10%以上；四是银行日趋谨慎后，企业为获得“人情关系贷款”支出的打点成本，从信贷员、客户经理、部门经理、风控行长、分管副行长到分支行行长六个层级，往往“一个都不能少”，且越是经济下滑就越高昂。由此，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最高可达25%以上，特殊时期则可能超过35%。

　　浙江省社科院2014年度《浙江蓝皮书》(下称《蓝皮书》)显示，浙江民营企业90.54%的资金源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有33.65%的企业因成本过高而得不到融资。

　　央行[微博]副行长刘士余曾公开指出，一个健康经济体对18%以上的融资成本应是厌恶型的，但居然能有企业应声承受，说明实体经济已经扭曲。

　　《蓝皮书》显示，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总产值负增长0.26%，医药、计算机等设备制造业，以及机械设备等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均为负增长，最高负值达10.16%。饮料食品、纺织服装、铁路船舶、航天航空等利润总额增速为负，最大负值高达413.95%。其中，轻工业80种主要产品中35%减产，机械工业112种主要产品50%减产，趋近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时期。

　　以上制造业，均为浙江长期以来的重点支持发展产业。

　　2013年9月起，浙江全省出口规模负增长1.5%，工业出口大面积严重受挫。全省PPI连续20多个月为负数。此外，31个制造业产业中，有20个存在从业人员负增长，多数行业开工不足。全省企业平均主营业务利润率仅5%，大量企业增产不增收，规模以上企业的亏损面更是高达17.4%。

　　“行业企业超常规洗牌，核心原因是经济整体风险已大幅上升。”向松祚指出。

　　后担保链风险时代

　　银行当下最无奈的，是企业主用“假死”替代了以前闻之色变的“跑路”。 最基本的“假死”手法，是将房产抵押物虚假过户给亲朋，企业主仅缴纳交易税便可“清清爽爽”。有知情人士说，建德地区2013年“破产”的50多家企业中，有1/3采用此法。

　　进一步操作，是将一些司法上已判决拍卖的房产抵押物，提前以5年期、10年期租赁出去，由于租赁合约受法律保护，从而避免银行快速处置。此外，逐步将名下资产用以参股外省甚至境外公司，也能造成司法无法执行的效果。 再进一步，一些企业主迅速在境外成立空壳公司或借用他人公司，以出口订单形式一笔笔汇出货款，扣除“帮忙费”后剩余“货款”归自己账下。为了假装现金流匮乏，部分企业主将“货款”记账，只待“破产清算”时遵照债权优先原则来偿还，让银行等机构无法近身。

　　“只有颇具经验的审核人员才可能看出破绽。”一位股份制银行杭州分行风控部主管说。

　　温州市银监局局长赵秀乐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些企业主谙熟此道且谋划已久，制造出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苦了银行也苦了担保企业，最终造成原企业逃脱而担保企业债务缠身，继而牵连整个担保圈。

　　浙江省银监局人士对此表示，眼下企业已呈现出后“两链”风险的阶段性特征：风险源头的企业资金链问题已退居其次，次生风险的担保链问题却后来居上。

　　另一个让银行颇为无奈的问题，是房地产贬值导致抵押物、抵债物普遍缩水。

　　据悉，温州企业贷款约58%采用房地产抵押，杭州等地区比例更高。但温州近两年来房价已下跌31.8%，杭州去年以来更是快速下跌33%以上。诸多银行人士表示，“明显缩水1/3，银行大都只能认了。”

　　杭州一家农业企业主透露，银行当下是在吞食前几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苦果。当时，客户经理追着他放贷，使得他原本5000万元的承贷能力却融资2亿元，多出的1.5亿元很自然地投进了如火如荼的楼市。

　　“当时9000多元均价的写字楼涨到30000多元，即便现在大跌也超出当年的价位。但有价无市让现金都困在了钢筋水泥里，卖不出退不掉。”该企业主说，因过度授信而涉足房地产的企业均被“套牢”，自己超负荷运转的1.5亿元贷款也只能用房产以物抵债，“统统不要了，先保命再说”。

　　前述银行风控人士说，接受以物抵债的客户经理会被严肃处理，因为银行只能一方面眼看着房价狂跌，一方面还要在接手和转卖时两次纳税，且通常走完三次拍卖流程仍可能流拍，时间长成本高，“银行亏大了。”

　　据悉，杭州的抵押物拍卖市场目前非常低迷，厂房多数流标，商铺成交量也正走下坡路，处置速度较去年明显下滑。

　　不良率震荡波

　　于是，银行业不良率跌入深渊。

　　《蓝皮书》显示，2013年三季末，浙江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新增均占全国银行业的20%，不良率1.76%居全国首位，全省出险企业443家，涉及银行贷款243.6亿元，其中温州不良率高达3.85%，全省的不良贷款处置压力空前巨大。

　　但这仅是官方的数据。

　　另据可靠消息，2014年上半年个别市县的不良贷款累计已超450亿元，不良率超4.6%且持续飙升；关注类贷款基本也达到这一规模，成为高危蓄水池，即便加大核销力度，不良贷款也很可能在年底时暴涨1/3以上。

　　数位不同市县的银监局人士均透露，建行不良率最为严重，在个别市县已接近9%，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已过百亿元。他们担心，去年建行几乎将所有的核销都倾斜给了温州，今年浙江“全面开花”，自己究竟能分到多少。 前述风控人士也表示，杭州地区不良率均值在4%以上，自己所在银行除温州以外的其他地区不良率均值为6.7%，属中等水平。最严重的是城商行，隐性不良率高达15%左右。

　　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调研中他接触过更危险的高不良率。他表示，全国制造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27.5%，余额约20万亿元。作最悲观估计，20%的制造业贷款将成为坏账，总额高达4万亿元，全国不良率均值将上升至少5个百分点，接近6%。

　　新金融引导浙江？

　　沉舟侧畔千帆过。

　　危机中浙江经济的最大亮点，莫过于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和壮大。

　　浙江省银监局一位官员说，浙江已领先发展了第三方支付、网络理财、网络银行等新金融业态，支付宝[微博]在第三方支付市场占据了半壁江山，余额宝[微博]等各种“宝宝”在浙江也有巨大“粉丝团”。此外，银监会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中浙江占据两席，阿里牵头发起的将是一家以网络为手段和工具，全流程网络操作、专注于小微的网络银行。

　　但新金融能否拯救浙江危机，前景仍不甚明朗。

　　目前，浙江企业仍主要集中在完全竞争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均处于中低端。在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之下，浙江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加之制造业向西部转移，以及印度、越南等国家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逐渐凸显，浙江若不抓紧提升制造业、不成功实现向产业链中上游的转型，各种产能压缩将让经济出现断档风险。

　　不仅如此，受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制约，浙江企业正被迫加速外迁，且产业资本日益“去制造业”。尤其是房地产成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重点后，民资炒房、民企造楼成为民营经济巨大的收益来源，“产业空心化”迫使大量资本退出实体领域，进一步束缚了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加重经济泡沫化风险。

　　“新金融目前还不可能重构浙江经济，夯实产业基础、加速企业转型才是关键。”向松祚说，“毕竟实体兴才能国家兴”。

　　萧山，新焦点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聂欧

　　抱怨归抱怨，不少银行还是不得不对一些“僵尸企业”继续高危放贷。

　　“苦不堪言。”张文远(化名)开门见山。

　　杭州萧山区化解企业风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下称化解办)于春节假期后的第二天匆忙成立，之后的日子里，张文远每天7时准时上班，接待来访企业诉苦，晚饭则与银行高管讨论如何解决银行困难。他的职责，是让政、银、企三者能尽量坐下来谈判。

　　2014年以来，浙江经济风险的焦点从“温州”变为“萧山”，“萧山企业一半以上陷入担保圈”的传言满城风雨。“90%的企业参与了担保链，出险情况将进一步恶化。”萧山一位律师透露，仅他接手的出险企业就近10家，涉及上百家担保企业。在他看来，萧山危机可能甚于温州。

　　两种版本

　　萧山人历来会做生意，精明程度不亚于温州老板，但“萧山精打鬼”眼下却因资金链断裂和担保链牵连，步入温州危机后尘。

　　“一些萧山老板好大喜功，5000万元承贷能力却要两三亿贷款。”某股份制银行杭州分行信贷管理部主管说。萧山企业贷款额度动辄上亿元，全区两万多家企业中，贷款几十亿元的至少数十家，还有几家企业贷款百亿元以上。

　　“我们出险较晚，158家百强企业中也只有8家出险。”张文远介绍，“百强”是年销售收入5亿～25亿元的企业，这8家眼下还牵扯了9家担保企业，均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萧山大量中小企业出险不到10家，“风险可控”。

　　但是，在萧山办厂30多年的浙江肯莱特传动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金芳，却另有说法。“风险早在2012年就开始暴露。”汪金芳说，自己从2012年被牵涉进担保链，遭遇银行抽贷后，每年亏损近700万元，维持经营仅是为了避免银行抽贷。“萧山像我这样的企业很多，显性和隐性出险的至少几千家。”

　　另一位制鞋厂企业主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当地仅3%～5%的企业依靠自有资金运营，95%以上曾存在过度授信，前两年银行蜂拥抽贷，相当一部分企业只剩一口气。

　　前述银行主管说，今年一季度的情况非常严重，该行风控部最近已将约80%的企业纳入重点监控。

　　政银博弈

　　5月9日，萧山区政府召集辖区内43家银行签署《萧山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同业协定》，要求银行公开承诺不压贷、不抽贷，并向上级行争取优惠政策，对发展前景较好、信用良好但暂时困难的企业主动降息等。协定明确表示，各银行“有义务严格遵守和执行本协定，并接受浙江省银行业协会萧山代表处的检查和社会监督，各银行签字后生效”。

　　“萧山区政府很强势，化解办针对出险企业的协调会，最初还和银行探讨方案，如今有时直接敲定，开会要银行签字。”前述银行主管抱怨。但各家银行萧山分行的一举一动只可能由省分行管理，区级层面的政银博弈时常火药味十足。

　　张文远介绍，化解办领导小组的成员构成，“一个主任14个副主任，全是临时抽调，两头忙，辖区内共28个行政单位，恰好一人分管两个，主要负责出险企业和银行间的协调工作”。

　　“我们不是一言堂，企业能否救、如何救，都会召集相关银行讨论。”张文远说，银行最初的不理解、不合作态度已“大大缓和”，尽管早前碍于业绩考核而普遍抽贷、压贷，如今却也“接受了区政府的处理方式”。

　　但前述银行主管直言，银行方面还是有不少抱怨。“分行领导现在很少参加协调会，中层领导就是到场点头赔笑，表示自己无法拍板来婉拒一些过分要求。”某城商行杭州分行风险控制部人士说。

　　而压力最大的是客户经理，一边是政府强压不能抽贷，一边是内部的业绩考核，如果提出换岗或离职，则会得到“清收完不良资产才能走人”的答复。

　　抱怨归抱怨，不少银行还是不得不对一些“僵尸企业”继续高危险地放贷。汪金芳这样的企业主则表示，协调出来的不抽贷，能缓一时之急，但迄今没有长效机制来解决“两链”的根本问题。

　　温州支招

　　“萧山应该多向温州求教。”前述银行风控人士建议。

　　与温商多半在外投资并转移优质产业造成“空心化”不同，萧山最大的优势是“实心”，且涉足房地产和民间借贷等高收益、高风险领域的实体企业略少，因而萧山人一致认为许多出险企业“给口饭就能活”。

　　但要“给口饭”，就要从根本上解决新增贷款的可能性风险。温州银监局局长赵秀乐表示，金融风波在温州已逾三年，深刻反思后发现，从银行信贷机制缺陷入手来防范过度授信、多头授信颇为关键。温州2013年7月起实行了主办行管理制度试点，实施了“小微企业授信银行不超过3家，大中型企业不超过5家，集团客户不超过8家”的强制授信约束要求。

　　截至今年3月末，温州涉及三家及以上银行授信的企业共2485户，比年初少138户，授信户数占比11.97%，比年初下降0.69%。其中，5家及以上银行授信的企业比年初减少43户。

　　前述风控人士建议，萧山应意识到企业亟须“给口饭”的紧迫性，借鉴温州做法来增加银行给予新增贷款的信心。

　　但另一方面，在错综复杂的担保链问题上，温州解法还没有突破性。

　　当下之法是首先确认担保企业的法律责任，然后尽量劝诫银行对出险企业不要起诉，以免因查封而影响清算重组，不但能维持生产经营，还能给予其下游担保企业更多缓冲时间。

　　对于已经清算出的亏空，政府应协调出险企业、担保企业和银行三方共同承担，各自承诺损失一部分利益求得三全之策。

　　“关键在于要避免银、政、企三者的僵局。”赵秀乐建议，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政府可以在改变土地抵押物性质和抵押物过户相关税收优惠上加大力度，尽量让企业拥有自我调节和转型的宝贵机会。

　　中小银行“一地鸡毛”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聂欧

　　金融风波中，大银行未能幸免，小银行一地鸡毛。

　　银行业曾有句“口号”：到浙江开银行，开一家赚一家。洪流之下，短短几年中，从城商行到农商行再到农合社，浙江境内的银行已超100家。

　　但杜俊国(化名)运气却不太好。他2012年下半年从某国有大行杭州分行中层领导职位跳槽到某城商行任支行行长，不但一手组建了该行在当地的一家重量级支行，还刷新了该行存贷款规模的最高纪录。但是因2014年上半年不良率超出上限，最近他被停职审计，面临几十万元罚款和处分。

　　“早几年肯定稳赚不赔。”杜俊国说，现在各家银行不良率明账基本超过6%，下马的分支行行长一拨接一拨。

　　在这场金融风波中，大银行未能幸免，小银行更是一地鸡毛。

　　“倒霉的一年”

　　杜俊国之所以从国有大行跳槽，是看着别人太赚钱，盼着自己的收入至少能翻番。

　　他到任城商行的第一重任，就是两月内组建一家支行，在银监会规定时限内招兵买马、披挂上阵。为此他求遍熟人，好不容易拉出一个“草台班子”，其中不少人从未从事过信贷业务，“没关系，临时培训下再说”。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团队在第一年做到5个多亿的存款，“刚开张时存款贷款双双受赞，不良率也低”。

　　杜俊国认为一切将顺风顺水，做大做强只是时间问题，但不到半年就风云突变。

　　“跟进的贷款几乎全部坏账，国有大行可能还有抵御能力，对我们却足以致命。”他说，眼见着担保链串联日益严重，各家银行都乱了阵脚。

　　不到一年，他所在支行的不良率飙至3%，隐性不良率高达15%以上。其他银行的不良资产也陆续翻番，个别国有银行的隐性不良率也超过10%。

　　随即，总行开始逐级问责，从每笔不良贷款的所有签字责任人工资中扣除风险金。通常，1000万元不良贷款需扣除约50万元风险金，分别由客户经理、部门经理和行领导承担。行长的扣除比例为18%，即50万元中的9万元，客户经理相对最高。

　　前述风控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客户经理底薪也只有两三千元，100万元优质贷款能获得2000元奖励，“原本一年5万～10万元的常态收入，风险金扣除之后往往就成了负数”。

　　而针对杜俊国的审计才进行了一半，已经从其收入中扣除了30多万元风险金。

　　据悉，目前浙江境内各家城商行均接到银监局扣除2013年风险金的通知，通常都不低于数千万元。这意味着小银行半数以上员工将“白忙活”。

　　“这些制度与当下形势极不匹配。”杜俊国说，从客户经理到行长目前都已消极怠工。他手下的好几个客户经理，两年工资已经扣完，但若想离职，必须交齐剩余的数十万元风险金，或在档案里记下永久一笔。

　　“金融机构非常看重从业记录。”前述风控人士说，浙江的小银行有80%以上的客户经理都试图离职，但对于刚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来说，如此处分确实过重。

　　小银行处处“受伤”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杭州的各家银行从2009年至今，除光大银行外几乎全部更换过分行行长，支行行长更不待说。

　　杜俊国担心，身边多位支行行长都被开除，某城商行也因一笔大额不良贷款，一年内更换了6个支行行长。

　　但问题远不止贷款。

　　由于在信誉、品牌方面的劣势，以及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导致贷款需求远胜于存款，小银行“吸存”非常困难。

　　眼下的解决之道，一方面是总行将一些地区存款多、贷款少的信贷额度加以调配，以适宜存贷比监管要求，一方面则依靠“以贷拉存”来造血。

　　其次，是风控能力低下。

　　前述风控人士说，由于业绩考核严苛，小银行必须“垒大户”、拼命放贷。但银企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让它们饱尝苦果。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浙江民营企业普遍缺乏规范管理，“看上去美丽一团，但是为了融资，企业交给十家银行的财务报表可能会是全然不同的十种模样。”

　　此外，信息系统和科技平台的大量设备投入也让小银行备受压力，如果规模和利润不能上到一定台阶，养活员工都很困难。加之小银行大多由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社等机构股改而来，其运营模式和能力短期未有改善，运营压力巨大。

　　“当然，最重要还是人员素质。”杜俊国表示，“杂牌军”是大问题。通常筹建支行所需的三四十人团队，行长来自国有银行，副行长来自招商、民生、浦发等股份制银行，部门经理通常是从中小银行挖来的骨干，其余则是在其他银行干不下去的员工，或是毫无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大银行难独善其身

　　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大银行也未能在风浪中独善其身。原因在于，冲业绩、过考核适用于任何银行和任何时期。而大型银行的指标考核更为繁杂，仅存款余额考核就包含水平指标、季末指标、年末指标等七八种，常规指标体系中30多项细则，任何一项不达标均影响甚大。

　　“压力非常大。”一位国有大行萧山分行部门经理说，不良率飙升超出预期，银行一方面抽贷、押贷和惜贷，一方面贷款总量考核指标却一成不变。他的月薪已遭腰斩，就连原本颇为鼓励的学历深造，也已取消了资金奖励。

　　更令人担忧的，是前几年“垒大户”的大银行，风险正透入骨髓。

　　奉化市一位官员透露，前几年大规模刺激时期，一些大行分支行竟然鼓励员工和公务员申请信用贷款来集资放贷，以违规操作来规避监管。然而，市场需求毕竟有限，冲业绩的直接途径是放松风险审批，造成个别大银行不良率逼近风险红线，在个别市县甚至高达8%以上。

　　“当然，中国的金融机构肯定是大而不倒。”向松祚认为，中国不会出现银行机构的破产倒闭，但金融危机的后果必须有人承担，最终可能转嫁于民。